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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人口嬗變破譯經濟增長密碼

2019-09-20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網友評論(0)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總人口由1949年的5.4億人發展到2018年的13.9億人。龐大的人口總量、有利的人口結構以及超過2億的流動人口,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雖然受到人口增長速度放緩、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弱,但人口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提升帶來的“人才紅利”,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

  70年來,我國粗文盲率降至4.9%,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已達99.95%,本專科畢業生數量則從1949年的2.1萬增加到了753萬人,增加約376倍。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對第一財經表示,在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轉變當中,應注重提升高等教育的質量,提升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以及創新能力。

  70年增加8.5億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人口總量由高速增長轉向平穩增長的同時,我國的人口再生產類型也完成了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傳統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現代模式的轉變。

  在人口增加的過程中,人口紅利產生了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勞動力身體素質與人力資本提升等效應。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1949年到1970年,我國人口由新中國成立時的5.4億人增長到8.3億人,二十年左右凈增2.9億人。1971~1980年的凈增人口數仍相當可觀,全國總人口由8.5億人增加到9.9億人,凈增1.3億人。

  1981年是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我國人口總量突破10億。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施十分嚴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育年齡,人口增長率出現短暫回升。

  從1991年開始,人口增長率穩步下降,最終在0.5%左右的增速上保持平穩;進入21世紀以來年均增長711萬人;到2018年末,我國總人口為13.95億人,比2017年末凈增530萬人。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曾撰文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很多因素如居民儲蓄率、資本積累率、回報率等都與特定的人口結構相關,如勞動力供給豐富、勞動年齡人口多、人口撫養比低等,這就是人口紅利。

  據蔡昉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為10%,也確實實現了大約10%的實際增長速度,人口紅利帶來的因素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我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1953年為3.1億人,2000年突破了8億人,2012年達到峰值9.22億后開始出現負增長。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增加,我國的總人口撫養比也從1964年79.4%的高點一路下降,2010年達到了最低谷34.2%,此后8年間總人口撫養比逐步回升,2018年升至40.4%。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李希如表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處于重大轉折期,隨著年齡結構的變化,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約2500萬人。

  李希如稱,受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的影響,勞動力供給總量下降,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預計今后幾年還將繼續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給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帶來挑戰。

  2億流動人口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形勢中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人口空間分布的劇烈變動,人們在不同地區之間頻繁移動,形成了規模龐大,由鄉村向城鎮、由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的人口大潮。

  從1982年算起的20多年間,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增加了2.3億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0萬人。流動人口加快了城鎮化進程,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礎條件,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由于一系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被逐漸消除,勞動者提高收入的個體動機與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驅動力得到銜接,共同推動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同時在宏觀層面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蔡昉的研究顯示,在改革期間,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勞動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重新配置,或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作出了高達44.9%左右的貢獻。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進入20世紀80年代,我國流動人口迅猛增長。1982~1990年,我國流動人口逐年增多,從657萬人增加到213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從0.6%增長到1.9%,平均每年大約增加185萬人。

  1990~2014年,流動人口進入快速增長期,2000年已經超過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9.5%;2010年為2.2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6.5%;2014年,我國流動人口達到峰值2.53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8.5%。

  2015年以來,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進城落戶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響,流動人口雖然逐年略有減少,但仍保持在2.4億人以上的規模,相當于每6個人中就有1個流動人口。

  快速增加的流動人口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流動人口聚集度較高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成為經濟發展最活躍、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

  隨著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化格局持續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續加大。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哈長、中原、關中平原、蘭州—西寧等城市群將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動人口。

  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增長動力

  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勞動力供給總量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表明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弱。但從絕對量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仍保持近9億人的規模。

  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國家實施教育優先發展戰略,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質的飛躍。70年來,普通本專科畢業生人數從1949年的2.1萬人增加到了2018年的753.3萬人。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1982年全國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達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尤其是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顯著提高,1982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僅有0.6%,1990年為1.4%,2000年上升到3.6%。

  1999年教育部出臺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高校招生規模快速增長,高學歷層次的人才不斷增多,2010年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為8.9%,比2000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2018年達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51個百分點。

  張成剛分析稱,從1999年擴招到2019年,中國受高等教育群體的規模已經超過1億人;預計到2030年能夠達到2億。“這個規模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人才規模的上升不僅是數量問題,人才集聚效應增加會碰撞出更多創新,改善商業環境和文化,體現出人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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